牛棚杂忆_快活半年

书号:44547 时间:2017/12/2 字数:6210

上一章　　　快活半年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
　　大家都知道，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。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，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，平平整整，走上去异常容易，也就异常快活，让爬山者疲惫的⾝体顿时轻松下来，因此名为“快活三里”

　　“文化大⾰命”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，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。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⾰命的攀登者。可是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，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，我却觉得，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，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。尽管‮国全‬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‮大巨‬无比的风暴所席卷，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。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暴以后，我得到了一个

息的机会，心里异常喜悦，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。

　　我从前只知道，有一些哲学家喜

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，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。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。解放以后，情况变了。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。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。耝略地说，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：整人者与被整者。细分起来，那就复杂得多了。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随着运动的进展，队伍不断地分化，重新组合。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，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。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，到了下一次运动，地位正倒转过来。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，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，令人眼花缭

，

惑不解。

　　在“文化大⾰命”中，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。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，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。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，心里老是嘀嘀咕咕，坐卧不宁。后来我逐渐发现，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。有这一点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仍然是“‮民人‬”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。我于是打着‮民人‬的招牌，逍遥起来了。要知道，在当时，在敌我矛盾与‮民人‬內部矛盾之间，在‮民人‬与所谓“反⾰命分子”之间，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。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，在‮民人‬的这一边，许多事情都很好办，即使办错一件事，说错一句话，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，如果被划到对岸去，成为敌人，那就会有无限的⿇烦，即使夹起尾巴，处处谨小慎微，决不敢

说

动；可是一时不慎，办错一件事，说错一句话，比如把“资本主义”说成“社会主义”或者倒转过来，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⾰命的⾼度，成为现行反⾰命，遭到批斗。

　　但是划分敌我，划分两类不同

质的矛盾，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？我真有点说不清楚。我的脑筋简单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；但是却感觉到，自己像是在走钢丝，一不小心，就能跌落下去，跌落到鸿沟的对岸。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，永世不得翻⾝了。

　　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。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。是免职？是撤职？谁也搞不清楚，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。“⾰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。至于什么叫“⾰命”什么又叫“造反”？也没有人去追问。连堂堂的‮家国‬主席，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。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，不过等于一粒芝⿇、绿⾖，当然更不在话下了。但是，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，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，这就可以聊以‮慰自‬了。

　　这时候，学校里已经派来了“支左”的军宣队。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。系里的“造反派”也组成了一个‮导领‬班子。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？专就东语系而言，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：一些自命为出⾝好的教员和‮生学‬，坚决贯彻“阶级路线”组成了造反派，在自己胳臂上

上一块红布，这就算是⾰命者的标志。所谓出⾝好，指的是贫下中农、⾰命烈属、⾰命⼲部、工人。这些人

子正，一⾝红，‮导领‬⾰命，义不容辞。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。他们觉悟⾼，现在来‮导领‬⾰命，也是顺理成章。我记得，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。臂章一戴，浑⾝红透，脸上更是红光満面，走起路来，⾼视阔步，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。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，我不清楚。这是他们⾰命家內部的事，与我无⼲，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。我奇怪的是，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，别上徽章，冒充⾰命。由此也可见，这些⾰命家的觉悟有多么⾼了。只有⾰命⼲部的‮弟子‬有点玄乎。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，臂章一定要红绸子来做，别人只能带红布的；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。今天他们⽗⺟兄姐仍在当权，他们就能鹤立

群，耀武扬威；明天这些人一倒台—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—，他们的‮弟子‬立刻就成为“黑帮的狗崽子”灰溜溜地靠边站了。

　　所谓反对陆平，是指一九‮四六‬年在社教运动中，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‮生学‬，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，认为当时的

委‮记书‬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，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，是修正主义的路线。于是群起揭发，一时闹得満园风雨，乌烟瘴气。我的⽔平奇低，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，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。越揭发越觉得可怕，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。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⼲这些蠢事的，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⾰命路线。我是幼稚的，但是诚实的，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，个人打算。专就个人来讲，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，他对我有恩而无怨。但是，我一时胡涂蒙了心，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，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，起来反对他。这就是我当时的‮实真‬的思想。后来‮央中‬出面召开了‮际国‬饭店会议，为陆平平反，号召全校大团结，对反对过陆平的人，连一

毫⽑也没有碰。我经过反思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做了自我批评。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，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，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。

　　到了“文化大⾰命”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，我经过了首次冲击，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。后来军宣队进了校，东语系⼲‮队部‬伍重新组合。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，按理说也应该归⼊“⾰命⼲部”队伍內；但是，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，阶级立场不稳，必须排除在外。那几个在‮际国‬饭店坚持立场，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，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。有的当了东语系⾰命委员会的头头，有的甚至晋升到校⾰命委员会中，当了‮导领‬。我对此并无意见。但是，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。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⾰命小将偷偷告诉我。他看到军宣队的內部文件，我是被排在“临界线”上的人。什么叫“临界线”呢？意思就是，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‮民人‬內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‮民人‬这一边。再往前走一步，就堕⼊敌我矛盾了。我心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。喜的是，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

界那一条⽩线这一边，向前走上一寸，就堕⼊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。

　　此时，‮国全‬⾰命大串联已经开始。反正坐火车不花钱。于是‮国全‬各地的各类人物，都打着“⾰命”的旗子，到处旅游。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。只要有劲，再耍上一点野蛮，就能从车窗子里爬过人墙，爬进车厢，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。上面有人号召说，这就是⾰命，这就是点燃火炬。结果‮国全‬一团混

，到处天翻地覆。有人说，这叫做“

了敌人”一派胡言

语，骇人听闻。是自己

起来了。如果真有敌人的话，他们只会弹冠相庆。我觉悟低，对于这一套都深信不疑。

　　‮京北‬大学本来就是“文化大⾰命”的发源地。到了此时，更成了⾰命圣地。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，比“文化大⾰命”初起时，更多了不知多少倍。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。不但来看，而且还要来住，来吃。北大人怎敢怠慢！各系都竭诚招待，分工负责一座住満了“客人”的楼。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的这一边，为了感恩图报，表示自己的忠诚，更加振奋精神，昼夜值班。“客人”没有棉被，我同系里的其他人，从家里抱去棉被。每天推着⽔车，为“客人”打开⽔。我看到“客人”缺少脸盆，便自己掏

包，一买就是二十个。看着崭新的脸盆，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。

　　但是，正如俗话所说的，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。我快活得太早了，太过分了。⾰命小将，当然也有一些中将，好像并不领情。新被子，只要他们盖上几夜，总被弄得面目全非，棉花绽了出来，被面被撕破。回头再看脸盆，更让人气短。用了才不过几天，盆上已经是疮痍満目，惨不忍睹。最初我真是出自內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“客人”然而“客人”竟是这样，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，心里酸甜苦辣，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。

　　过了一段时间，大概到‮京北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，再不抓，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。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，劝说盲流到‮京北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，原单位去，在那里“抓⾰命，促生产”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。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，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。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，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。那些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？于是劝说，辩论，有时候甚至有极其

烈的辩论。弄得我口⼲⾆燥，还要忍气呑声。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，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，打道回府了。

　　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的‮家国‬气象局。在这里仍然劝说，辩论，展开

烈的辩论，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。但是，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。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⽔平。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，看来看去，觉得都非常一般化，我的神经已经⿇木，再也感不到什么新鲜味了。这里的大字报，大标语却真是准确、鲜明、生动。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。可也有异军突起、石破天惊的，比如“切碎某某某”、“油炸某某某”等等。“油炸”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！令人看了永世难忘。难道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头时讲的那样从

曹地府里学来的吗？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。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。车门开处，一个西装（或者是⾼级⽑料制服）笔

的走资派—大概是局长之类—从车上走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，五颜六⾊，奇形怪状，戴到了自己头上。上面挂満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，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‮八王‬，随着主人的步伐，在空中摇摆着。他走进了会场，立即涌起了一阵口号声，山呼海啸，震天动地。接着是发言批判。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，走资派走出会场，走到车前，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—我注意到小‮八王‬还在摆动—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，大概是以备再用。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。这真让我大惑不解。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在“切碎”、“油炸”了一通之后，居然还能笑得出来！这点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著名的笑容，还更令人难解。我的见识又提⾼到了一个新的⾼度。

　　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们又挥师远征，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，去⼲同样的工作。此时已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，天气冷起来了。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场去，长途跋涉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。遇上雪天，天寒地滑，要走两个小时。中午就在那里吃饭。那里

本没有我们呆的房间。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，吃饭就在这里。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，遑论寒气！饭菜本来就不够热，一盛到冰冷的碗里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呑虎咽地把饭菜扒拉到肚子里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。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，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。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？说不苦，是违心之谈。但是，我的精神还是很振奋的，很愉快的。在第一次⾰命浪嘲中，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，而今依然浪迹⾰命之內，滥竽‮民人‬之中，这真是天大的幸福，我应该感到満⾜了。

　　这样过了一些⽇子，外地来京串联的⾼xdx嘲渐渐过去，外地来京的“⾰命群众”渐渐都离开了‮京北‬。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，于是班师回校。

　　回到学校以后，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，也颇值得⾼兴的事情。首先是海淀区‮民人‬代表的选举。在‮国中‬，‮民人‬代表大会是‮级三‬制，最下一级是区、县的‮民人‬代表大会，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。再由区、县‮民人‬代表大会选出省、市‮民人‬代表大会的代表。最后由省、市‮民人‬代表大会选出代表，组成最⾼一级的‮国全‬ ‮民人‬代表大会。区、县代表名义上虽低，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，最能体现真正的‮主民‬，竞争也最

烈。在“文化大⾰命”以前，我担任过几届‮国全‬政协委员，一届‮京北‬市人大代表。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。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！这一次选举是在“文化大⾰命”初期风暴过后举行的。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“‮民人‬”现在成了走资派，相应被挤出“‮民人‬”的范围，丢掉了选票。我幸而还留在‮民人‬內部，从而保住了选举权。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，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，仿佛凸了出来一样。当年在帝王时代“金榜题名时”的快乐，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，我现在才体会到，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，也是来之不易啊！投票的那一天，我换上了新⾐服，站在“‮民人‬”中，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。我真是

喜

狂了。我知道，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。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。幸福的滋味溢満我的心中，供我仔细品尝，有好多天之久。

　　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了极大的快乐，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。在一个麦收季节。东语系的“⾰命”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。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。在那里住了十多天，几乎天天下雨。雨下不长，几乎是转眼就过。可也制造了不少⿇烦。我们⽩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，摊在麦场上，等候晒⼲，再把麦粒打出来。一阵雨一来，我们就着了慌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。雨一过，太

一出，再把油布掀掉。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。特别是夜里下雨，我们立即起⾝，跑到场里盖油布，忙得浑⾝大汗，再被雨⽔一浇，全⾝成了落汤

，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。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‮民人‬公社里吃大锅饭，谁也不肯卖力。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“老九”实在有点想不通。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？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程度拔到惊人⾼度的长篇小说，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，别有用心。从那时起，再也不读这样的小说了。

　　我混迹“‮民人‬”之中，积极

特别⾼。⽩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，我是“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”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。因此回校以后，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但是，在南苑的生活却不能说是舒服的。⽩天劳动一天，⾝体十分疲惫。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。地上密密⿇⿇地布満了地铺，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⾝。农村蚊子特多，别人都带了蚊帐，外加驱蚊油。我是孑然一⾝，什么都没有带。夜里别人都放下帐子，蚊子不得其门而⼊。独独我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，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挤到我这里来，蚊声如雷，下袭如雨。我就成了旧故事中的孝子，代⽗⺟挨咬。早晨起来，伤痕遍体，我毫无怨言。而且生活并不单调，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揷曲。比如有一天，正当我们在麦田里背麦捆时，忽然发现了一只小野兔。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，纷纷追赶兔子。不管兔子跳得多快，我们人多势众，终于把小兔的一条腿砸断，小兔束手被擒。另外，有的人喜

吃蛇。一天捉住了一条，立即跑回村內，找了一个有火的地方，把蛇一烧，就地解决，呑下肚中。这样一些再小不过的小事，难道不也能给平板的生活涂上一点彩⾊，带来一点快乐吗？

　　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半年。　wwＷ.baＭｘs.cOｍ

八毛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牛棚杂忆作者:季羡林	书号:44547 时间:2017/12/2 字数:6210
上一章　　　快活半年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大家都知道，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。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，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，平平整整，走上去异常容易，也就异常快活，让爬山者疲惫的⾝体顿时轻松下来，因此名为“快活三里” 　　“文化大⾰命”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，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。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⾰命的攀登者。可是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，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，我却觉得，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，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。尽管‮国全‬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‮大巨‬无比的风暴所席卷，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。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暴以后，我得到了一个息的机会，心里异常喜悦，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。　　我从前只知道，有一些哲学家喜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，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。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。解放以后，情况变了。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。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。耝略地说，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：整人者与被整者。细分起来，那就复杂得多了。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随着运动的进展，队伍不断地分化，重新组合。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，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。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，到了下一次运动，地位正倒转过来。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，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，令人眼花缭，惑不解。　　在“文化大⾰命”中，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。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，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。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，心里老是嘀嘀咕咕，坐卧不宁。后来我逐渐发现，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。有这一点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仍然是“‮民人‬”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。我于是打着‮民人‬的招牌，逍遥起来了。要知道，在当时，在敌我矛盾与‮民人‬內部矛盾之间，在‮民人‬与所谓“反⾰命分子”之间，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。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，在‮民人‬的这一边，许多事情都很好办，即使办错一件事，说错一句话，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，如果被划到对岸去，成为敌人，那就会有无限的⿇烦，即使夹起尾巴，处处谨小慎微，决不敢说动；可是一时不慎，办错一件事，说错一句话，比如把“资本主义”说成“社会主义”或者倒转过来，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⾰命的⾼度，成为现行反⾰命，遭到批斗。　　但是划分敌我，划分两类不同质的矛盾，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？我真有点说不清楚。我的脑筋简单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；但是却感觉到，自己像是在走钢丝，一不小心，就能跌落下去，跌落到鸿沟的对岸。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，永世不得翻⾝了。　　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。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。是免职？是撤职？谁也搞不清楚，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。“⾰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。至于什么叫“⾰命”什么又叫“造反”？也没有人去追问。连堂堂的‮家国‬主席，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。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，不过等于一粒芝⿇、绿⾖，当然更不在话下了。但是，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，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，这就可以聊以‮慰自‬了。　　这时候，学校里已经派来了“支左”的军宣队。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。系里的“造反派”也组成了一个‮导领‬班子。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？专就东语系而言，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：一些自命为出⾝好的教员和‮生学‬，坚决贯彻“阶级路线”组成了造反派，在自己胳臂上上一块红布，这就算是⾰命者的标志。所谓出⾝好，指的是贫下中农、⾰命烈属、⾰命⼲部、工人。这些人子正，一⾝红，‮导领‬⾰命，义不容辞。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。他们觉悟⾼，现在来‮导领‬⾰命，也是顺理成章。我记得，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。臂章一戴，浑⾝红透，脸上更是红光満面，走起路来，⾼视阔步，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。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，我不清楚。这是他们⾰命家內部的事，与我无⼲，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。我奇怪的是，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，别上徽章，冒充⾰命。由此也可见，这些⾰命家的觉悟有多么⾼了。只有⾰命⼲部的‮弟子‬有点玄乎。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，臂章一定要红绸子来做，别人只能带红布的；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。今天他们⽗⺟兄姐仍在当权，他们就能鹤立群，耀武扬威；明天这些人一倒台—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—，他们的‮弟子‬立刻就成为“黑帮的狗崽子”灰溜溜地靠边站了。　　所谓反对陆平，是指一九‮四六‬年在社教运动中，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‮生学‬，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，认为当时的委‮记书‬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，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，是修正主义的路线。于是群起揭发，一时闹得満园风雨，乌烟瘴气。我的⽔平奇低，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，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。越揭发越觉得可怕，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。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⼲这些蠢事的，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⾰命路线。我是幼稚的，但是诚实的，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，个人打算。专就个人来讲，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，他对我有恩而无怨。但是，我一时胡涂蒙了心，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，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，起来反对他。这就是我当时的‮实真‬的思想。后来‮央中‬出面召开了‮际国‬饭店会议，为陆平平反，号召全校大团结，对反对过陆平的人，连一毫⽑也没有碰。我经过反思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做了自我批评。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，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，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。　　到了“文化大⾰命”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，我经过了首次冲击，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。后来军宣队进了校，东语系⼲‮队部‬伍重新组合。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，按理说也应该归⼊“⾰命⼲部”队伍內；但是，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，阶级立场不稳，必须排除在外。那几个在‮际国‬饭店坚持立场，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，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。有的当了东语系⾰命委员会的头头，有的甚至晋升到校⾰命委员会中，当了‮导领‬。我对此并无意见。但是，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。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⾰命小将偷偷告诉我。他看到军宣队的內部文件，我是被排在“临界线”上的人。什么叫“临界线”呢？意思就是，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‮民人‬內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‮民人‬这一边。再往前走一步，就堕⼊敌我矛盾了。我心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。喜的是，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界那一条⽩线这一边，向前走上一寸，就堕⼊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。　　此时，‮国全‬⾰命大串联已经开始。反正坐火车不花钱。于是‮国全‬各地的各类人物，都打着“⾰命”的旗子，到处旅游。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。只要有劲，再耍上一点野蛮，就能从车窗子里爬过人墙，爬进车厢，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。上面有人号召说，这就是⾰命，这就是点燃火炬。结果‮国全‬一团混，到处天翻地覆。有人说，这叫做“了敌人”一派胡言语，骇人听闻。是自己起来了。如果真有敌人的话，他们只会弹冠相庆。我觉悟低，对于这一套都深信不疑。　　‮京北‬大学本来就是“文化大⾰命”的发源地。到了此时，更成了⾰命圣地。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，比“文化大⾰命”初起时，更多了不知多少倍。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。不但来看，而且还要来住，来吃。北大人怎敢怠慢！各系都竭诚招待，分工负责一座住満了“客人”的楼。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的这一边，为了感恩图报，表示自己的忠诚，更加振奋精神，昼夜值班。“客人”没有棉被，我同系里的其他人，从家里抱去棉被。每天推着⽔车，为“客人”打开⽔。我看到“客人”缺少脸盆，便自己掏包，一买就是二十个。看着崭新的脸盆，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。　　但是，正如俗话所说的，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。我快活得太早了，太过分了。⾰命小将，当然也有一些中将，好像并不领情。新被子，只要他们盖上几夜，总被弄得面目全非，棉花绽了出来，被面被撕破。回头再看脸盆，更让人气短。用了才不过几天，盆上已经是疮痍満目，惨不忍睹。最初我真是出自內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“客人”然而“客人”竟是这样，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，心里酸甜苦辣，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。　　过了一段时间，大概到‮京北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，再不抓，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。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，劝说盲流到‮京北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，原单位去，在那里“抓⾰命，促生产”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。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，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。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，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。那些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？于是劝说，辩论，有时候甚至有极其烈的辩论。弄得我口⼲⾆燥，还要忍气呑声。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，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，打道回府了。　　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的‮家国‬气象局。在这里仍然劝说，辩论，展开烈的辩论，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。但是，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。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⽔平。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，看来看去，觉得都非常一般化，我的神经已经⿇木，再也感不到什么新鲜味了。这里的大字报，大标语却真是准确、鲜明、生动。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。可也有异军突起、石破天惊的，比如“切碎某某某”、“油炸某某某”等等。“油炸”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！令人看了永世难忘。难道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头时讲的那样从曹地府里学来的吗？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。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。车门开处，一个西装（或者是⾼级⽑料制服）笔的走资派—大概是局长之类—从车上走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，五颜六⾊，奇形怪状，戴到了自己头上。上面挂満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，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‮八王‬，随着主人的步伐，在空中摇摆着。他走进了会场，立即涌起了一阵口号声，山呼海啸，震天动地。接着是发言批判。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，走资派走出会场，走到车前，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—我注意到小‮八王‬还在摆动—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，大概是以备再用。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。这真让我大惑不解。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在“切碎”、“油炸”了一通之后，居然还能笑得出来！这点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著名的笑容，还更令人难解。我的见识又提⾼到了一个新的⾼度。　　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们又挥师远征，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，去⼲同样的工作。此时已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，天气冷起来了。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场去，长途跋涉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。遇上雪天，天寒地滑，要走两个小时。中午就在那里吃饭。那里本没有我们呆的房间。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，吃饭就在这里。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，遑论寒气！饭菜本来就不够热，一盛到冰冷的碗里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呑虎咽地把饭菜扒拉到肚子里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。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，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。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？说不苦，是违心之谈。但是，我的精神还是很振奋的，很愉快的。在第一次⾰命浪嘲中，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，而今依然浪迹⾰命之內，滥竽‮民人‬之中，这真是天大的幸福，我应该感到満⾜了。　　这样过了一些⽇子，外地来京串联的⾼xdx嘲渐渐过去，外地来京的“⾰命群众”渐渐都离开了‮京北‬。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，于是班师回校。　　回到学校以后，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，也颇值得⾼兴的事情。首先是海淀区‮民人‬代表的选举。在‮国中‬，‮民人‬代表大会是‮级三‬制，最下一级是区、县的‮民人‬代表大会，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。再由区、县‮民人‬代表大会选出省、市‮民人‬代表大会的代表。最后由省、市‮民人‬代表大会选出代表，组成最⾼一级的‮国全‬ ‮民人‬代表大会。区、县代表名义上虽低，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，最能体现真正的‮主民‬，竞争也最烈。在“文化大⾰命”以前，我担任过几届‮国全‬政协委员，一届‮京北‬市人大代表。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。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！这一次选举是在“文化大⾰命”初期风暴过后举行的。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“‮民人‬”现在成了走资派，相应被挤出“‮民人‬”的范围，丢掉了选票。我幸而还留在‮民人‬內部，从而保住了选举权。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，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，仿佛凸了出来一样。当年在帝王时代“金榜题名时”的快乐，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，我现在才体会到，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，也是来之不易啊！投票的那一天，我换上了新⾐服，站在“‮民人‬”中，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。我真是喜狂了。我知道，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。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。幸福的滋味溢満我的心中，供我仔细品尝，有好多天之久。　　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了极大的快乐，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。在一个麦收季节。东语系的“⾰命”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。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。在那里住了十多天，几乎天天下雨。雨下不长，几乎是转眼就过。可也制造了不少⿇烦。我们⽩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，摊在麦场上，等候晒⼲，再把麦粒打出来。一阵雨一来，我们就着了慌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。雨一过，太一出，再把油布掀掉。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。特别是夜里下雨，我们立即起⾝，跑到场里盖油布，忙得浑⾝大汗，再被雨⽔一浇，全⾝成了落汤，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。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‮民人‬公社里吃大锅饭，谁也不肯卖力。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“老九”实在有点想不通。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？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程度拔到惊人⾼度的长篇小说，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，别有用心。从那时起，再也不读这样的小说了。　　我混迹“‮民人‬”之中，积极特别⾼。⽩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，我是“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”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。因此回校以后，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但是，在南苑的生活却不能说是舒服的。⽩天劳动一天，⾝体十分疲惫。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。地上密密⿇⿇地布満了地铺，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⾝。农村蚊子特多，别人都带了蚊帐，外加驱蚊油。我是孑然一⾝，什么都没有带。夜里别人都放下帐子，蚊子不得其门而⼊。独独我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，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挤到我这里来，蚊声如雷，下袭如雨。我就成了旧故事中的孝子，代⽗⺟挨咬。早晨起来，伤痕遍体，我毫无怨言。而且生活并不单调，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揷曲。比如有一天，正当我们在麦田里背麦捆时，忽然发现了一只小野兔。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，纷纷追赶兔子。不管兔子跳得多快，我们人多势众，终于把小兔的一条腿砸断，小兔束手被擒。另外，有的人喜吃蛇。一天捉住了一条，立即跑回村內，找了一个有火的地方，把蛇一烧，就地解决，呑下肚中。这样一些再小不过的小事，难道不也能给平板的生活涂上一点彩⾊，带来一点快乐吗？　　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半年。　wwＷ.baＭｘs.cO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