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国的惆怅_六晁错之错

书号:44783 时间:2017/12/12 字数:28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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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们首先要肯定，晁错这个人，确有许多优点。最明显也最难得的，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。惟其如此，这才冒着得罪四方诸侯的风险，顶着离间天家骨⾁的罪名，力排众议，顶风而上，強行削藩。这无疑是“尽忠为汉”他的冤死也让人扼腕叹息，班固就说“错虽不终，世哀其忠”但问题是，难道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，一定要用自己的⾎来祭奠自己的理想？难道“始作俑者”便当真“其无后乎”？

　　事情恐怕并非如此。正如苏东坡所说，人们常常只看到晁错是因为忠心耿耿而死于非命的（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），不知道他招致飞来横祸也有自⾝的原因（不知错有以取也）。晁错确实深谋远虑，但他的深谋远虑，是对‮家国‬的，不是对自己的。他为‮家国‬想得很多、很深、很远，对自己的命运前途则懵懵懂懂，一无所知，甚至盲目乐观，所以《汉书》说他是“锐于为国远虑，而不见⾝害”看来，即便是晁错这样的“智囊”也不是什么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　　当然，要说晁错对自⾝的安危一无所知一无所虑，恐怕也不是事实。至少，当他的⽗亲把问题的严重

指出来以后，他应该有所反省。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：“固也。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可见，他其实是想清楚了的。而且，正因为想清楚了，这才奋不顾⾝，一往无前。

　　这种“奋不顾⾝”的品质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，然而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思考？奋不顾⾝当然很崇⾼，但奋不顾⾝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；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，也未必保得住‮家国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‮家国‬并不是一个菗象的东西，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。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。不懂人情的人，其实也不会懂国情。不懂国情，你又怎么保卫‮家国‬呢？

　　忠心耿耿也如此。忠心耿耿是优点，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。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。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“忠”则别人（持不同政见者）一定是“奷”；既然自己是“一心为公”则别人（持不同政见者）一定是“一心为私”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？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，又岂能做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？结果是，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，便一定自以为是，而且一意孤行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，不是为私的。处以公心，就无所畏惧。无私者无畏嘛！

　　这下子⿇烦就大了。实际上，作为一个政治家，还是有所畏惧的好。有所畏惧，谋划才周全，行事才周到，计虑才周密。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，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。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，不能属于政治家。政治家最忌讳的，就是意气用事。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，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。但是，首先，他事前一定要深思

虑，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，把各种可能

都考虑周全，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才能下决心。其次，事情发生以后，他一定得临危不惧，镇定自若，不能自

阵脚，更不能临阵脫逃。第三，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，包括种种不测，他要有⾜够的智慧去解决，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。用苏东坡的话说，就是“前知其当然，事至不惧，而徐为之图”可惜的是，这三条，晁错一条也做不到。

　　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，考虑却不周全。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，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“可行

研究”提出什么“可

作方案”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，他只有“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反亟，祸小；不削反迟，祸大”一句空话。诸侯反了怎么办，他是没有对策的。显然，他只想到了“应该去做”没考虑“能不能做”以及“如何去做”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⾜，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，既不知己，也不知彼，焉能不败？还有一点也很不好：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。结果势必急功近利，不讲策略，草率从事。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“知其当然”又不能做到事后“徐为之图”

　　更糟糕的是，他也没能做到“事至不惧”七国反汉后，缺乏⾜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

，心急如焚。这时，他最需要的，是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。可惜，晁错是书呆子，不是政治家。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，反倒手忙脚

不知所措，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两个馊主意。正是这两个馊主意，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。

　　第一个馊主意是杀袁盎。吴楚七国造反后，晁错就和自己的副手、下属商量要杀袁盎。晁错是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，一个叫御史丞，一个叫御史中丞，下属就是御史。晁错说，袁盎这家伙，接受吴王的贿赂（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），总说吴王不会造反（专为蔽匿，言不反），现在却果然反了（今果反）。我们应该杀了袁盎，就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了（

请治盎宜知计谋）。晁错的副手和下属却不赞成。副手和下属说，事情还没发生时，这么整一下，或许还有好处（事未发，治之有绝）。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，杀袁盎又有什么用（今兵西乡，治之何益）！再说袁盎⾝为朝廷大臣，也不应该和吴王有

谋（且袁盎不宜有谋）。晁错听了，犹豫不决，袁盎却得到了消息，通过窦婴求见皇上，提出了“方今计独斩晁错，发使赦吴楚七国，复其故削地，则兵可无⾎刃而俱罢”的对策，被汉景帝采纳，晁错也就“⾐朝⾐斩东市”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就连司马迁也批评说：“诸侯发难，不急匡救，

报私雠，反以亡躯。”晁错这一着，是不是臭棋？

　　第二个馊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，自己留守京城。谁都知道，带兵打仗，是最危险的；留守京城，则是最‮全安‬的。国难当头之时，任何忠臣，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，‮全安‬留给皇上，何况这“国难”还是你晁错惹出来的？你惹了祸，你就得有担当。正如苏东坡所说：“己

求其名，安所逃其患。”然而晁错却反其道而行之“以自将之至危，与居守至安；己为难首，择其至安，而遣天子以其至危”这就难怪不但袁盎主张杀他，就连其他大臣也主张要杀了（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）。实际上，像晁错这样把‮全安‬留给自己，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，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。所谓“烈火见真金，危难见忠臣”晁错的这个馊主意，确实让自己的“忠”大大打了折扣。

　　所以苏东坡说：“当此之时，虽无袁盎，错亦未免于祸”相反，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（已⾝任其危），亲自率兵东向

敌（⽇夜淬砺，东向而待之），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（使不至于累其君），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克敌制胜的依靠（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）。那么，就算有一百个袁盎，又能怎么样呢（虽有百盎，可得而间哉）？

　　这就是晁错之错了。他错在急功近利，错在专政擅权，错在自以为是，错在得意忘形，错在只有雄心壮志，没有大智大勇，只知一往无前，不知运筹帷幄。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，不知道改⾰会有阵痛，成名要付出代价，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。

　　非常遗憾的是，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⾰家的通病。难怪司马迁要说：“语曰‘变古

常，不死则亡’，岂错等谓琊！”

　　我以此心对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渠沟。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渠沟呢？　WｗW.BａMxｓ.ｃＯ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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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首先要肯定，晁错这个人，确有许多优点。最明显也最难得的，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。惟其如此，这才冒着得罪四方诸侯的风险，顶着离间天家骨⾁的罪名，力排众议，顶风而上，強行削藩。这无疑是“尽忠为汉”他的冤死也让人扼腕叹息，班固就说“错虽不终，世哀其忠”但问题是，难道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，一定要用自己的⾎来祭奠自己的理想？难道“始作俑者”便当真“其无后乎”？　　事情恐怕并非如此。正如苏东坡所说，人们常常只看到晁错是因为忠心耿耿而死于非命的（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），不知道他招致飞来横祸也有自⾝的原因（不知错有以取也）。晁错确实深谋远虑，但他的深谋远虑，是对‮家国‬的，不是对自己的。他为‮家国‬想得很多、很深、很远，对自己的命运前途则懵懵懂懂，一无所知，甚至盲目乐观，所以《汉书》说他是“锐于为国远虑，而不见⾝害”看来，即便是晁错这样的“智囊”也不是什么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　　当然，要说晁错对自⾝的安危一无所知一无所虑，恐怕也不是事实。至少，当他的⽗亲把问题的严重指出来以后，他应该有所反省。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：“固也。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可见，他其实是想清楚了的。而且，正因为想清楚了，这才奋不顾⾝，一往无前。　　这种“奋不顾⾝”的品质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，然而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思考？奋不顾⾝当然很崇⾼，但奋不顾⾝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；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，也未必保得住‮家国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‮家国‬并不是一个菗象的东西，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。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。不懂人情的人，其实也不会懂国情。不懂国情，你又怎么保卫‮家国‬呢？　　忠心耿耿也如此。忠心耿耿是优点，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。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。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“忠”则别人（持不同政见者）一定是“奷”；既然自己是“一心为公”则别人（持不同政见者）一定是“一心为私”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？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，又岂能做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？结果是，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，便一定自以为是，而且一意孤行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，不是为私的。处以公心，就无所畏惧。无私者无畏嘛！　　这下子⿇烦就大了。实际上，作为一个政治家，还是有所畏惧的好。有所畏惧，谋划才周全，行事才周到，计虑才周密。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，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。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，不能属于政治家。政治家最忌讳的，就是意气用事。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，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。但是，首先，他事前一定要深思虑，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，把各种可能都考虑周全，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才能下决心。其次，事情发生以后，他一定得临危不惧，镇定自若，不能自阵脚，更不能临阵脫逃。第三，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，包括种种不测，他要有⾜够的智慧去解决，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。用苏东坡的话说，就是“前知其当然，事至不惧，而徐为之图”可惜的是，这三条，晁错一条也做不到。　　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，考虑却不周全。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，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“可行研究”提出什么“可作方案”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，他只有“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反亟，祸小；不削反迟，祸大”一句空话。诸侯反了怎么办，他是没有对策的。显然，他只想到了“应该去做”没考虑“能不能做”以及“如何去做”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⾜，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，既不知己，也不知彼，焉能不败？还有一点也很不好：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。结果势必急功近利，不讲策略，草率从事。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“知其当然”又不能做到事后“徐为之图” 　　更糟糕的是，他也没能做到“事至不惧”七国反汉后，缺乏⾜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，心急如焚。这时，他最需要的，是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。可惜，晁错是书呆子，不是政治家。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，反倒手忙脚不知所措，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两个馊主意。正是这两个馊主意，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。　　第一个馊主意是杀袁盎。吴楚七国造反后，晁错就和自己的副手、下属商量要杀袁盎。晁错是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，一个叫御史丞，一个叫御史中丞，下属就是御史。晁错说，袁盎这家伙，接受吴王的贿赂（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），总说吴王不会造反（专为蔽匿，言不反），现在却果然反了（今果反）。我们应该杀了袁盎，就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了（请治盎宜知计谋）。晁错的副手和下属却不赞成。副手和下属说，事情还没发生时，这么整一下，或许还有好处（事未发，治之有绝）。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，杀袁盎又有什么用（今兵西乡，治之何益）！再说袁盎⾝为朝廷大臣，也不应该和吴王有谋（且袁盎不宜有谋）。晁错听了，犹豫不决，袁盎却得到了消息，通过窦婴求见皇上，提出了“方今计独斩晁错，发使赦吴楚七国，复其故削地，则兵可无⾎刃而俱罢”的对策，被汉景帝采纳，晁错也就“⾐朝⾐斩东市”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就连司马迁也批评说：“诸侯发难，不急匡救，报私雠，反以亡躯。”晁错这一着，是不是臭棋？　　第二个馊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，自己留守京城。谁都知道，带兵打仗，是最危险的；留守京城，则是最‮全安‬的。国难当头之时，任何忠臣，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，‮全安‬留给皇上，何况这“国难”还是你晁错惹出来的？你惹了祸，你就得有担当。正如苏东坡所说：“己求其名，安所逃其患。”然而晁错却反其道而行之“以自将之至危，与居守至安；己为难首，择其至安，而遣天子以其至危”这就难怪不但袁盎主张杀他，就连其他大臣也主张要杀了（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）。实际上，像晁错这样把‮全安‬留给自己，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，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。所谓“烈火见真金，危难见忠臣”晁错的这个馊主意，确实让自己的“忠”大大打了折扣。　　所以苏东坡说：“当此之时，虽无袁盎，错亦未免于祸”相反，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（已⾝任其危），亲自率兵东向敌（⽇夜淬砺，东向而待之），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（使不至于累其君），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克敌制胜的依靠（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）。那么，就算有一百个袁盎，又能怎么样呢（虽有百盎，可得而间哉）？　　这就是晁错之错了。他错在急功近利，错在专政擅权，错在自以为是，错在得意忘形，错在只有雄心壮志，没有大智大勇，只知一往无前，不知运筹帷幄。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，不知道改⾰会有阵痛，成名要付出代价，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。　　非常遗憾的是，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⾰家的通病。难怪司马迁要说：“语曰‘变古常，不死则亡’，岂错等谓琊！” 　　我以此心对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渠沟。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渠沟呢？　WｗW.BａMxｓ.ｃＯm